“中国热”的持续升温是因为关注中国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合算。现在，全世界似乎都在学汉语，都在研究中国经济，是因为会汉语，懂得中国经济就意味着可能有更多地被雇佣的机会。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如今越来越让国际来和自己接轨了。
在《中国的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作者奥戴德·申卡尔（Oded Shenkar）看来，中国的崛起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乃至未来的印度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水平，中国的崛起不是一般的经济的上升，而更类似于一个世纪以前的美国的崛起。作者非常敏锐地发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一些不同。例如，中国有“封建帝国”的传统，这一历史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依赖就是：历史为中国树立了伟大的雄心，中国必须成为一流的国家，而不是二流的国家。这一点的确让人暗暗钦佩申卡尔的见识。因为有着千秋帝国的灿烂历史，中国人在骨子里是骄傲的，这种骄傲使得他们甚至无法容忍自己成为亚军，或者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样心甘情愿作二流国家。
所以，当有人冒冒失失地提出“中国是一个新的日本吗”这样一个问题时，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告诉他：当然不是。原因很简单，因为国情不同，因为历史和文化不同。
在申卡尔看来，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已经给全世界的商业活动打下了印记。“如果你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纺织、服装、鞋和人造皮箱等，中国企业的竞争将迫使你破产。如果你所从事的行业在市场中处于较高端的位置，你也许认为在那里可以免受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的冲击，但你还是不得不发现这个经营领域也易受来自中国和其他那些从低利润领域杀出一条血路的国家的影响。如果你是一个耐用家用产品（如家用电器）的生产厂商，你可能仍然处在中国制造的商业利益和外包利润的影响下；或许你已经不得不把你的商标贴到‘中国制造’的产品上。”
这样的分析结果，无疑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放大了许多倍，似乎中国企业已经战无不胜，或者“中国世纪”已经来临或呼之欲出。其实，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依然有限，远不如申卡尔所描述的那样强大。正如申卡尔提到的，当日本崛起时，日本管理的书充斥了美国的书店，但“中国崛起”却没有伴随这一现象。
还有一点必须谨记：历史从来不是直线条的。管理学上有句名言就是，你昨天的成功与你明天的成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中国昨天的成功（这种成功其实要打一个折扣）并不能证明中国明天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中国世纪”真的到来还有许多路要走，为此，中国人需要作出许多巨大的努力。比如，中国需要在经济上继续变革，确保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转型，并且有能力在今后20年找到克服日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办法；中国企业要防范人民币升值的出口风险，并且要警惕人民币升值后可能出现的对外并购的陷阱（日本的失败之一便是日元升值后企业对外并购的失败）；中国还要继续改善经济结构的效率，保障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顺利完成。
此外，中国还需要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锐志改革，以平衡快速成长的经济与社会、政治变革不平衡的局面，特别是要重建改革，在中国确立新的“社会参与型”的改革取向，防止“内部人主导的改革”让中国沦落为不可救药的“掠夺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从长远看，中国无法避免地要建立起一整套可以保障中国财富和产权稳定的宪政框架，建立起保障社会和谐的社会结构。
再就是在文化上，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需要进一步地吸收、继承以及创新，以完成伦理的变革和转型，支持社会和经济转型，今日中国仍需严加防范现代化挫折与非理性运动所构成的“反现代化”联盟。
在国际上，中国需要制定明确而有效的统摄国际国内的战略，以应对“国际摩擦时代”。这一任务同样艰巨，并且不可能从日本等先行国中学到太多东西。
上个世纪80年代，当美国人惊呼“日本威胁论”时，日本却突然陷入了长达10年的萧条；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全世界惊呼“亚太时代的来临”时，亚洲却莫名其妙地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如今，当彼岸的人们正高呼“中国世纪”的来临，无论他是善心还是恶意，此岸的中国人却一定要倍加警惕前行路上的诸多陷阱，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定不要匆匆忙忙地去总结中国的经验，或者跟在背后喊中国真的要崛起了之类，而是要睁大着眼睛，认清这个民族发展的方向，洞悉其发展的陷阱与障碍，并提出有效的对策。
也就是说，中国人看待“中国世纪”要有与西方学者太不相同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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